上週得知前述文章，預定發文時間後，Daron Acemoglu 得獎。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強生（Simon Johnson），以及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共享殊榮。
假如2021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Angrist是田野實驗法的勝利的話，則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Acemoglu等人就是『類實驗法』的勝利獎盃。為何某些國家在經濟上獲得成功、某些卻失敗？這是千古以來的人類大問題，無數政治家、政治科學家、哲學家激辯乃至於親身下海操盤，無數論文發表，但從未有定論。為何？因為太多的變數互相糾結在一起，因果關係很難確定。現在民主國家經濟好，是因為民主？因為比較早建國？因為有先殖民過其他國家？因為信仰基督教？因為經濟好才追求民主？因為美國幫忙搞好經濟順便搞好民主？通常遇到這種因果關係不明確的狀況，科學家就拿出壓箱法寶：用實驗設計來做實驗組跟控制組，圈兩塊相同的地，隨機選一塊給民主，另一塊不給民主，一百年後回來看看誰經濟好就知道了。不幸地是，歷史沒有如果，這種實驗無法實行（也許之後去火星可以試看看）。假如不能真的搞實驗，那要怎麼確定因果關係？這就是Acemoglu等人的厲害之處：他們看遍世界各式各樣的神奇文獻，試圖找到一些『工具變數（instrumental variable）』，這些發生在建國之前的變數，可能會促使人們建國時更可能選擇比較開放的制度，但是這些變數不會影響到建國之後的經濟表現，因此可以拿這些變數來預測一個國家本來應該的開放程度，再拿這個預測值來觀察是否影響未來該國的經濟發展，建立起單向的因果關係。聽起來有點複雜，那我們來舉這篇這次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2001年大作(google citation 18000次)，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1401.為何某些國家現在經濟表現好？因為該國的執政權比較受到憲法限制為何該國的執政權比較受到憲法限制？因為該國在殖民時期的執政官的執政權也比較受到限制為何該國在殖民時期的執政官的執政權比較受到限制？因為該國殖民時期的殖民母國的人想要在這邊待比較久，不想要賺一波就跑，所以比較會建立不那麼獨裁的制度為何該國殖民母國不會想要賺一波就跑？因為第一批來到這塊殖民地的水手，染病死亡率比較低，因此感覺可以待比較久。為何染病死亡率比較低？天然環境決定細菌，是隨機的，不是人為的。噹噹！建立了實驗法。殖民國派水手隨機航海亂跑，一些跑到高死亡率、一些跑到低死亡率的實驗組跟控制組，他們感受到死亡率威脅不同後設計該殖民地不同的政治制度，該國政治制度一路歷史遺留至今，有的比較獨裁有的比較不獨裁，最後影響各國如今的經濟表現。這就跟一開始科學家做實驗的精神一樣，只是這個treatment不是科學家放的，是上帝放的，所以不叫做實驗法，而叫做『類實驗法』。當然，講起來很簡單，但最重要的就是那個找到『工具變數』的想法。工具變數何其多，如何找到那個最有價值的，又能夠有資料的，這需要無數的巧思跟苦工。這篇文章的作者翻閱了大量大航海時代的牧師日記，許多牧師會記載一下當時水手去各地死了多少，然後把這個資料一筆筆整理成冊，再仔細一步步跑嚴謹的統計推論（每一步都是無數的測量值、歷史文獻跟巧思），最後才成為這篇大作。三位作者在其後的研究中，也大量尋找類似的工具變數或是類實驗設計，找數個世紀以來各種人為亂畫的國家邊界(treatment)，導致本來狀況相似的兩個鄉村被歸在不同國家，因為不同制度最後有了不同發展。透過這樣通天遁地的找資料、整理、歸納、巧思，讓整個政治經濟學領域發揚光大，也透過科學方法來論證國家制度的重要性，使得制度這件事不再只是傳教或高來高去，而是能夠嚴謹的拿人類千年來的表現來系統性的衡量利弊。無數政治學家跟經濟學家後進，也都在苦苦尋找一個可以流傳千古的工具變數，但這三位作者幾乎年年都搞出新的工具變數跟相關研究，反覆驗證這個千古大命題。因此，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意義，在於『類實驗法』獲得了肯定，也是給所有政治經濟學家的肯定。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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