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講述台灣經濟400年的故事，我所選擇的議題主要是以往我曾經做過研究的。毫無疑問，400年來還有很多重要的議題，但限於我個人的能力有限，本書並沒有講到。例如，晚清到日治初期的高山原住民，晚清的茶業發展，閩南人與客家人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日治時期在台日本人的發展，戰後的土地改革，黨國資本主義等。我期待未來有人能從經濟的角度，把這些故事寫出來。
吳聰敏老師在他上週六下午的《台灣經濟史四百年》新書發表會裡，沒有講太多關於經濟史的問題（「要懂這問題你需要看我的書」），倒是分享了很多他做學問的態度。
首先是他對「正確答案」有著異於一般學者的嚴格標準。譬如說，談到為什麼日本會在1980年代後期進入「失落的二十年」或「失落的三十年」，他說他有次在東京參加學術研討會就拿這個問題就教於日本學者，聽了對方的答案之後怎麼想都不滿意，他認為都沒有真正化解疑難。
類似的，談到台灣經濟奇蹟的原因，除了美援與自由經濟市場體制的建立之外，他認為關鍵之一是「台灣女工的效率特別高」。但為什麼台灣女工的效率高？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每個好為人師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偏見滔滔不絕講出一番道理，反倒這是寫過經濟學教科書的榮譽教授出乎意料的坦承：「我不知道答案。」
這樣的謙卑與嚴謹反映在他的一句話上：「我想經濟學的工具還是有用的。」我想這是他經過了三四十年的反覆琢磨與叩問後給自己的一個交代，也是作為知識社群一份子的貢獻。
既然一個真正堪稱答案的答案如此難求，他迫切認為學術工作不可能靠任何一個人的天才或勤勉來完成，而必須靠世世代代的社群的累積。這是他撰寫《台灣經濟史四百年》的動機。
他說他在美國念博士時候的訓練就是總體經濟學，因此1984年回台灣的時候順其自然就做了一個探討「戰後台灣物價的膨脹」的研究，他利用經濟學的工具跑了一些統計資料、回歸分析出來，發現結果符合預期，就覺得滿意了。然而，一直等到十多年之後，他才驚覺當時的他從來沒有多追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當時的物價會飆漲？」答案很顯然，他認為，是當時國民黨失敗的管制政策。那為什麼國民黨當時會採行那樣的政策？
他認為如果年輕時的他多一點政治背景的認識，或者說，當時學術界對於台灣歷史有更充分的研究，那年輕學者在做研究時就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需要每個環節都得自己重新去摸索，少走很多冤枉路。
因此，在探討書中的問題時，他最常說的不是結論或他的主張，而是他究竟能不能找到足夠的檔案資料作為基礎，來開展研究、釐清謎團。而這個問題也很殘酷的呈現在要做台灣本土研究的困難上。
他提到兩個例子。第一，你如果要研究台灣五〇、六〇年代的產業發展，做電子業會比做紡織業好做很多。因為電子業很多參考資料，紡織業很少。為什麼會這樣？不是台灣電子產業或學術界或國科會保存了很多資料，而是美國因為對為什麼美國電子業會被台灣打趴很不解，因此做了很多調查研究。
第二，他說雖然他的書號稱研究「台灣經濟史四百年」，但其實中間有將近兩百年是空白的，那就是清領時期。不是他討厭清國而不去做研究，而是當時的人根本沒留下什麼有實質意義的紀錄，無法做研究。相比之下，歷史更早的荷蘭殖民時期保存的檔案就多多了。
我常覺得，華人其實跟文明（至少是西方意義下的文明）沒什麼關係，華人的歷史就終結於母愛裡。果真不假。
吳老師在最後提到他在書中談討到一個特別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西拉雅人會有殺嬰的習慣？」他說他第一次讀到這說法覺得不可思議，以為是當時荷蘭人的紀錄有誤。但後來發現馬爾薩斯寫成於將近170年後的《人口論》裡有談到這問題，並解釋說當時福爾摩沙島上因為人口過多、糧食不足，才有殺嬰之俗。然後，吳老師又近一步發現，美國人類學家Robert Shepherd指出荷蘭時代的台灣西部人口密度不高，而且西拉雅人身材高大，應該沒有糧食不足的問題。那麼，到底西拉雅人為什麼會殺嬰呢？吳老師在書中試圖提出他的解釋………
我聽到這一段時實在太驚喜了。我看歐陽泰談到西拉雅人的風俗時，有想到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談國衛的養成與訓練，也想到盧梭的「高貴的野蠻人」，但還真沒想到可以從經濟學角度來探索。但這樣的問題意識、這樣的刨根究底，恰恰說明吳老師的求知精神。
吳老師當天演講的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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