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傅斯年

沈珮君，這樣的傅斯年（上），聯合報，2020-08-06

最近，重回傅鐘下，發現一塊小碑，是陳維昭校長在民國91年立的，寫了傅鐘21響意義，「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他在民國38年1月20日接掌台大，39年12月20日去世，還差一個月才滿兩年。他太累了，台大千頭萬緒，上自典章制度、攬才招生，下至親筆給學生、工人回信，細大不捐，曾有一個外文系校友去信給他，抱怨畢業一年卻仍無畢業證書，他親自洽問，才知教部因要查核每人是否修滿學分，一人不符，全體不發，光復以後即未發過畢業證書，在他要求下才解決。他去世前幾天，跟朱家驊說：「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吃不消，我的命要斷送在台大了。」他死在省參議會，報告完台大校務，緩緩回到座位，臉發白，手奇冷，血壓一度高到230，五小時後即逝。

《中央日報》刊出他在省參議會的最後發言，傅斯年強調台大獎學金制度不應廢止，「對於那些資質好、肯用功的，僅只為了沒錢而不能升學的青年，我是萬分同情的，我不能讓他們被摒棄於校門之外」，這成了他的遺言。當初受惠的台大青年，應都九十幾歲了。...

他積極跟台大內外、師生溝通，台大要成為「台灣學術中心」，萬不能「大學小學化」，大學不是只教學，一定要做研究，提高學術水準。他提出的響亮目標，至今仍標舉在校史館一進門的地方，是斯賓諾莎的一句話：「我們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何等氣魄。他一再強調，台大要集中人才，人才越多越好，「一分人才，一分成績；半分人才，半分成績，毫不含糊」。他擬出一套教師聘任、升級制度，以學術及教學成績為第一考量。為了提升學生對學術的興趣，一年級的通習科目即由一流教授上課，一方面要讓教授「從學術的立腳點出發」，更重要的是要讓新生一進台大即被一流教授喚起強烈求知慾。當時的名教授如毛子水、屈萬里、臺靜農都教過大一基礎課。

招才甚難，在那個亂局尤難。傅斯年一生反共，有人以反共之名，想藉機混到台大教師資格。也有人要求他盡力羅致「從共區逃出的學者專家」（大概就是今之所謂「外省人」），以政治立場掛帥，卻美其名「招賢納士」。傅斯年公開在報紙聲明反對，「我若把台灣大學作為『招賢納士』之處，那真對不起國家了。…學校若此，必糟無疑。」他並解釋自己的反共立場，「我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了勢力耳。」現在看來的至明之理，在當時卻是「政治不正確」，我在《陳誠先生日記》（國史館）發現，傅斯年曾為此去找時任省主席的陳誠說明，可見他承擔的壓力。

也有人想利用他的反共給許多教授扣紅帽子，說他們「把院系變成共產黨細菌的溫床」，連法學院院長、知名政治學者薩孟武都被指「參共親共」，他毫不客氣的請人拿出證據說話，他自己「不兼辦警察，更不兼辦特工」，絕不接受「暗射」，「若含糊其辭，血口噴人，正是共黨之所謂『民眾裁判』，固不因反共而去應用共產黨之方法與精神也」。...

傅斯年公開在《民族報》上嚴正宣示招生公事公辦：「奉告至親好友千萬不要向我談錄取學生事，只要把簡章拿來細細的看，照樣的辦，一切全憑本領了」。考季到時，他在辦公室門旁貼了一行大字：「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毫不融通，絕無例外，若有人查出他有任何徇私，他接受政府「最嚴厲之懲處」。

沈珮君，這樣的傅斯年（下），聯合報，2020-08-07

台灣學生因長年受日本教育，國文、英文較弱，傅斯年第一年讓他們英文加10分，而外省人在台灣高中畢業者則不適用。第一年新生錄取，工學院第一名是外省人，第二、三名都是台灣人，化學系第一名也是台灣人。傅斯年說，「這是我做校長以來最高興的一件事」。這些人即使不加分也會錄取，而因加分錄取的人，約三十人。第二年總分加10.5分，多錄取64人。當然有人反對這種省籍差別，但傅斯年認為眼前「必須認清事實」，加分是讓台灣青年得到相對公平機會，只要台灣高中教育進步了，即可取消。

他也致力協助台大醫院募集台籍人才，「台大醫院是百分之百台灣省人辦的」，「我向我的同事保證，……必須以扶植台灣省人醫學人才為用心」，人事由院長杜聰明決定，傅斯年只推介過一位教授，台灣人，在日本學醫，他問杜聰明此人學問、人品如何，杜院長回答兩個「好」，所以就通過了，但幾位醫師寫信反對，傅斯年說，「我在此地一定想盡方法培植台灣省的人才，然而萬萬不容許把持，休想把持！」

他對青年學人非常重視，「學問上已有萌芽，前途大有希望的，年輕力壯，尤其要多多注意」，他鼓勵「特別是台灣籍的，有機會出去一趟，可因多所接觸引起心中研究的問題」。反之，他對部分大陸來的所謂名教授、老教授，有很辛辣的批評，令人絕倒：「『名』而有實，自然很好；如果『名』只是報紙上多見，各種職員目錄上多見，還是不名的好。『老』而造就出好些好學生，自然好，若果老字的解釋只是教育部或教育廳的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之說法，或者三年一遷地方，則不老也好」。...

傅斯年是國民黨政府派任到台大的，看看他和蔣介石關係。傅斯年在民國36年曾有一篇知名文章〈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痛批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認為他的施政讓能看到遠景的人，完全失望，「徹底覺得在『魔鬼和大海之間』，也只有等死而已」。忘掉傅斯年的人，可能也不記得宋子文何許人，他是蔣介石妻舅。宋子文的前任是孔祥熙，他是蔣介石姻親，是蔣夫人的姊夫，也是傅大砲轟下台的。傅認為孔祥熙集團貪汙，他蒐集證據，並有詳細帳目，他怕這些資料被人盜取，隨身攜帶在公事包中。當時蔣介石曾宴請傅斯年，試圖轉圜，蔣問傅是否信任他，傅爽快說：「絕對信任」，蔣說：「那就信任我用的人」，傅答：「因為我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不久，孔祥熙即下台。宋子文繼任，工業政策、黃金政策、人事，無不被詬病，傅斯年直轟，今天政府嚴重問題不在黨派或國際，而在自己，「第一件便是請走宋子文，並且要徹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否則政府必然垮台」，文章見報半個月後，宋子文下台。宋子文辭職當天，傅斯年另一篇文章在雜誌刊出：〈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他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遣詞用句之霹靂，接連轟下兩個都是蔣至親的行政院長，有人曾形容這是當年知識分子和買辦階級鬥爭的最高峰。傅斯年曾說，「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般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這些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

與其說，他支持蔣介石或國民黨，毋寧說，他是愛國家，怕中國亡，亡在共產黨手上。他曾在給胡適的信中說，「使中共不得勢，只有今日政府不倒，而改進」。他曾去延安訪問，更認清了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真面目，他在那裡看到一大堆捧毛的旗幟，忍不住譏諷他「堂哉皇哉」，他回來後告訴友人：「毛澤東爭權奪利、假仁假義，絕不配談社會改革」。他認為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論只是一種說法，其實，是以階級鬥爭「發揮自己的野心」，他認為「人類的進步是靠愛之一念」，但階級鬥爭論卻把「恨的一念擴大到最大限度」。中國前途不但不可以寄望共產黨，他甚至認為，「我們為保持人類的自尊性」，「我們為人在世界上活著有意思」，都「不能不向蘇共中共拚命反抗」。

他反共的決心有多強？他在中國大陸淪陷前，正在美國治病，人多外逃，他在國外卻堅決返國，「絕不託庇異邦」，共赴國難。他其實是悲觀的，他民國37年11月給友人李田意的信中說，「我對於中國之命運是很看透的」，他所能做的只是每天照常辦公、看書、編稿子，他說自己絕不早跑，但也絕不會讓自己落入共產黨手上，若有萬一，「我自有辦法，絕不受辱」。其他友人憶述，他的「辦法」，是帶著一罐安眠藥，隨時準備一死。...

傅斯年很重視貧富不均，他以一己之力儘量補上那個缺口，他在台大校長任內，不斷為貧生爭福利，直到倒在省參議會為止，而他自己窮得在去世前一天還在趕稿，想靠稿費做一條禦寒的棉褲，他告訴太太「我冷得受不了」。傅夫人俞大綵在他去世近三十年第一次寫紀念文，說他常約見有才華的學生談話，有一次，發現一人有深度近視卻未戴眼鏡，問他原因，學生沉默以對；傅斯年去世後不久，劉瑞恆（哈佛醫學博士，曾在大陸任衛生部長）送來一副眼鏡，竟是傅請他替那位學生在香港訂製的。屈萬里說，傅斯年也常替窮朋友想辦法，甚至為了幫助友人，不惜賣自己的愛書。中研院史語所遷台後，一度傳薪水發不出，陳槃轉述傅斯年信中的話，若有同人斷糧，他也絕不吃飯，幸而各方設法，安然解決了。

共產黨講階級鬥爭，宣揚的是階級矛盾，傅斯年眼中全無階級。很多人都認識台大司機楊先生，因為友人若要請傅斯年吃飯，他都說，「你要連我司機一道請啊，你不請他可不行」，楊先生也是他公餘之暇的棋友，屢屢贏他。傅斯年病故多年之後，楊先生去世，俞大綵還親往弔唁。傅斯年忙得要命，仍抽空教他家的小門房讀英文，鼓勵他去讀夜校。在那個年代，他即重視性別平等，他在台大時發現女生很少，希望這現象能改善，即使女生少，他也要蓋女生宿舍，否則女生就學更不便。...

傅斯年大去後，政府想請胡適繼任台大校長，但他認為「我沒有孟真的才能。他那樣才大心細，尚不免以身殉校」，堅決辭謝。胡適在他去世後兩年替他的文集作序，其中一段約兩百字，一口氣用了14個「最」字形容傅斯年：

「孟真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